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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赴一場生命教育的約會

時間:2018/10/30 0:38:15

  核心提示:連日的北風吹來了藍天、白云,把北京這座千年古都裝扮得十分美麗,但無數飄然而落的葉子,卻顯得格外寂寥,讓人不禁生出悲秋之感。而最近發生的幾起大學生自殺事件,更是給這個深秋蒙上了一層寒意。    就在不久...
  連日的北風吹來了藍天、白云,把北京這座千年古都裝扮得十分美麗,但無數飄然而落的葉子,卻顯得格外寂寥,讓人不禁生出悲秋之感。而最近發生的幾起大學生自殺事件,更是給這個深秋蒙上了一層寒意。
  
  就在不久前,大學生田苗選擇了在她24歲生日這天結束生命;一天后,26歲的侯京京的遺體出現在錢塘江上。無論是田苗所在學校在聲明中所說的“該生因個人原因選擇離世”,還是侯京京在微信朋友圈中寫到的“可能我只是不太喜歡,也不太適合這個世界,所以再也不想多做停留了”,留給世人的除了無盡的惋惜,還有他們內心那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本是風華正茂的年紀,他們卻為何選擇早早地離開人世?我們的教育,除了知識教育、能力教育之外,是否更要關乎生命?
  
  那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死亡從來不是人們愿意去主動觸碰的話題,甚至為了避諱,古人還創造了“作古”“謝世”等婉稱。但現實卻一次次擺在世人面前,撥動著人們心底那根傷痛的弦。
  
  據世界衛生組織2014年發布的首份全球預防自殺報告顯示,全球每年有80萬人死于自殺,大約每40秒就有一人死去。自殺在超過50歲的人中較為常見,但也是15~29歲年齡段青少年的第二大死因。另據原國家衛生部公布的《2013版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自殺在中國人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在15~35歲年齡段的青壯年中居首位。
  
  雖然數據略有差別,但對于大致位于這一年齡段的大學生來說,自殺無疑是一個潛伏的殺手。
  
  而這些自殺的大學生,往往還是多數人眼中的“別人家的孩子”,比如侯京京,從名牌大學本科畢業,以第一名的成績取得另一所名牌大學的直博資格。在平時,他們還常常被同學認為是積極上進、品學兼優的人,與自殺“八竿子打不著”。
  
  “至于他們為什么選擇了這條路,我覺得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某高校心理學教授余波指出,論文課題被否定、與導師相處不暢、情侶分手等,都可能讓他們產生無助甚至絕望的情緒,如果在一段時間內形成自我心理上的惡性循環,很可能就會走極端。
  
  對此,大連理工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主任胡月作出了進一步解釋。
  
  她指出,大學生出現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表面上看是由學業挫折、人際挫折和失戀等生活事件所致,但背后所隱藏的,是大學生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認識出現了偏差,是生命目標的缺失以及成長歷程中生命教育的缺失。“要知道,大學生對生命意義和生命價值的理解,決定了他們的思想乃至行為。”
  
  為了生命的教育
  
  實際存在的生命問題,催生了生命教育。
  
  1968年,美國作家詹姆斯·唐納德·華特士提出生命教育的概念,倡導以“正確的態度保持生命”,并在加州地區創建了諸多踐行生命教育理念的學校,這被認為是現代生命教育的開始。
  
  在我國,自教育學者于上世紀90年代開始關注“生命”及其與教育的內在關系并進行解讀至今,生命教育也走過了近30個春秋。
  
  那么,到底什么是生命教育呢?
  
  “最通俗地說,就是‘為了生命的教育’。”北京師范大學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肖川曾撰文表示,生命教育是教育哲學層次上的教育概念,是價值論意義上的范疇。
  
  在他看來,生命教育目的是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義,確立生命尊嚴的意識,高揚生命的價值,使他們擁有一個美好的人生。“它是對應試教育、就業教育、技能教育等僅僅服務于學生的生存競爭教育的揚棄和超越,是引導學生珍愛生命、敬畏生命、感恩生命、享受生命的教育。”
  
  2010年,國務院審議通過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其中明確提出,要“重視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國防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這標志著生命教育正式上升為國家教育發展戰略。
  
  目前,我國多所高校成立了生命教育研究中心,越來越多高校開設生命教育課程,舉辦相關講座與活動。
  
  “可以說,這些工作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讓更多大學生對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理解。但現實是,依然時常有大學生自殺的消息見諸報端,這讓我們感到唏噓與痛心。”余波說,“更令人擔憂的是,與自殺者相比,擁有自殺念頭的‘潛在自殺大學生’的比例要高很多。”
  
  2015年,山東大學自殺預防研究中心曾對中國大學生的自殺意念,以及社交網絡、應對策略在減少自殺風險上的作用展開研究,5972名大學生參與調查。其中,有自殺意念的學生占到16.39%,他們表示自己在近一年內有過自殺的想法。
  
  一種錯誤的導向
  
  基于以上事實,在胡月看來,如果籠統地說是大學的生命教育出了問題,這難免會有失偏頗,“因為生命教育不僅僅是大學的問題,甚至不僅僅是學校教育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生命教育并沒有被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反而是知識教育極為重要。但現在整個社會的知識教育并不是教人如何生活得更幸福,而是如何變得更富有。”余波補充道,必須承認的是,將來要出名、過上好生活、讓別人看得起等,是整個社會營造出來的一種氛圍,并且成為越來越多人的追求。
  
  而當物質上的追求更多時,精神領域的探討自然而然會減少。
  
  “反映在學生身上,就是忽略了對生命意義和價值本身的追問,從小到大都沒有在精神領域種下這顆種子。”胡月說,人除了物質生命,還應該有精神生命,而后者的弱化,“會讓學生變得像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凡事都圍繞著自己的那點利益和想法。當利益無法實現時,就會產生心理落差和痛苦”。
  
  但在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看來,即使有了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正確認識,也無法從根本上避免大學生自殺或擁有自殺意識。
  
  他認為,這是心理上的問題,在某個特定階段,他們解不開心理上的疙瘩,縱然知道生命的可貴,仍可能覺得這樣的生命沒有意義,如同行尸走肉。這時,在他們的意識里,其他價值就會高于生命價值。
  
  這一觀點,在陳恪(化名)的故事里得到了印證。
  
  陳恪大三那年失戀了,很長一段時間都處于情緒低谷,白天窩在宿舍里看電影、睡覺,晚上就在校園里漫無目的地溜達。“知道生命可貴,但是找不到出口,那種心理上的壓抑無處宣泄。”如今談起往事,他摸了摸手腕上的刀疤,有些苦澀地笑了笑,“現在看其實并不算什么事兒,但在當時,怎么都走不出來,也不知道可以找誰尋求幫助。”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正如前文所言,作為教育的重要一環,高校也在日漸普及生命教育。但在程方平看來,其中多數還是站在校方立場,以學生“不出問題”為導向,并沒有真正關心學生的成長需求和感受。
  
  “大學里有很多黨團組織、學生組織,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多數流于表面,對于戀愛、學業、貸款等問題,學校并沒有主動去關注。”他說,他曾接觸過一些高校管理學生的干部,覺得他們像“監獄長”,沒有笑容,沒有熱情,沒有主動的心,“這些情況,不是開一門生命教育課就能解決的”。
  
  當然,對于開設生命教育課程這件事,程方平非常肯定,但同時他也強調,更要有意識地去消除人與人之間的淡漠,高校要更加貼近學生生活,不能僅僅講授生命有價值,還要完善相應的求助渠道和疏導機制,讓大學生覺得學校是可以依賴和信任的。
  
  此外,他還提醒,開設生命教育課并不意味著生命教育就變成了任課教師個人的事,“這就好比是思想教育,如果只在政治課上講,那么它就是一個專業,很難變成一種認同。而真正好的思想教育應該是潤物細無聲的,比如在數學課上也可以進行”。
  
  因此,生命教育不能僅僅成為大學的一門課程,而應該滲透在各個環節當中。“比如,除了生命教育公共課之外,其他學科的老師、各種學生組織、學校服務機構都要參與進來,而且不能表面化、貼標簽,而是要變成一種貼心的服務。”程方平說。
  
  至于不具備專業生命教育知識的老師如何開展相關教育,余波認為,這并不構成什么大的問題,“因為不管是什么樣的教育、什么樣的課,只要貼近學生的實際和生活,貼近學生的情感,更多地去關注個體的內心,都會受歡迎。很多時候,他們更需要的是同學之間、師生之間打開心扉”。
  
  胡月補充道,除了大學本身,社會、家庭都應該參與到生命教育中來,只有這樣才能扭轉部分大學生走極端的情況。“畢竟,生命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

作者:王之康 來源: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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